1.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的逻辑必然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各国的民主模式选择和具体制度设计，必须与本国的政权性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生动实践与创新发展。

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民主发展的正确道路。百余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探索民主发展道路，循序渐进、稳步推进，呈现出从工农民主、人民民主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脉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先后建立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三三制”政权等民主形态，动员广大群众参与革命根据地治理，为人民民主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民主政治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系统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总结中国民主发展的历史成就和宝贵经验，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实践证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们党立足中国历史与现实国情，长期探索民主建设的必然成果。它既坚守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基本原则，又始终扎根中国社会土壤，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形成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体系。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理论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的需求日益增长，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供给与治理效能提出了更高期待，也要求民主形式更加丰富、民主渠道更加畅通、民主参与更加深入。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属性、核心特征与实践路径，深刻回答了“发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民主、怎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使民主从抽象原则转化为覆盖民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全过程的制度实践，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完善提供了系统性方案。

彰显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特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评判一种民主制度的优劣，关键看其是否真正为人民谋福祉，是否能够解决国家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在我国，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环节紧密衔接、相互贯通。人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广泛民主权利，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从国家立法的广泛征求意见到基层治理的群众议事协商，从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到民生实事的落地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紧扣治理需求、服务发展大局，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充分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治理实际相结合的强大生命力。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全过程人民民主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实现了科学理论与文化基因的深度契合、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的有机统一，生动彰显了“第二个结合”的思想伟力。

“民惟邦本”思想的历史性飞跃。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核心理念，发端于商周之际的敬天保民意识，经先秦儒家系统阐释，形成了重民、爱民、恤民的完整思想传统。孔子倡导“仁者爱人”，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荀子主张“君舟民水”，无不强调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然而，传统民本思想本质上服务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始终未能跳出“君本位”的治理逻辑。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将人民当家作主确立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与核心，强调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相融通，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逻辑的生动展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实现了从传统民本思想向现代人民民主的伟大跃升。

“和合共生”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髓，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倡导不同主体之间平等相待、互谅互让，在尊重差异中凝聚共识，在包容多样中实现共荣。我们党深刻把握和合的思维方式，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统一战线理论与其有机结合，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了协商民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将协商民主贯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环节，坚持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有效规避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弊端。这种以协商促共识、以包容求团结的民主模式，最大限度汇聚了社会合力、提升了治理效能，彰显了中国式民主的鲜明特色与显著优势。

“天下为公”追求的时代性升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崇高社会理想，强调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私利，铸就了中华民族胸怀全局、大公无私的精神品格。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辩证统一，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与社会辩证统一关系的基本观点，又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的社会理想蕴含其中。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尊重和保障个人民主权利，使人民既是民主制度的设计者、民主过程的实践者，又是民主权利的享受者、民主成果的受益者，鼓励个人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实现了个体权益与整体利益的协同共进。

3. 以“两个结合”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拓展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而不是要削弱和缩小我们的优势和特点。”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两个结合”的典范，其生命力源于结合，其发展完善也必然依托于结合的持续深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在守正中赓续根脉、在创新中拓展边界，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共振，持续彰显中国式民主的显著优势与世界意义。

坚持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从我国社会性质、发展阶段与治理需求出发，进一步健全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由此不断推动民主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将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之中，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之中，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之中，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最坚实、最可靠的制度保障。

推动传统政治智慧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发展的深厚底气。新征程上，应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民本、和合等传统政治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进一步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政治智慧的发掘、研究和阐释，萃取其中重民本、尚和合、崇公义的精神内核，以科学理论充分激活文明基因，让传统政治智慧突破时代局限，全方位融入现代民主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以文化浸润培育现代民主意识，将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智慧融入社会生活与治理实践之中，不断夯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文化根基与社会心理基础。

深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创新。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新征程上，应进一步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的基础上，立足“两个结合”的宏大视野，系统总结提炼中国式民主发展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主理论体系，深刻回答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内涵。同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民主话语体系的国际化表达，向世界讲好中国式民主的故事，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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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范静

终审：孟璿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第十条，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持之以恒淬炼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根本性时代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中央八项规定破题开局，以钉钉子精神持续纠治“四风”，推动作风建设实现历史性变革。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对管党治党提出更高要求，唯有牢牢把握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内在逻辑、核心方向与制度路径，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坚持标本兼治、久久为功，才能以持续向好的党风政风凝聚亿万人民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保障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行稳致远。

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三重逻辑

从理论逻辑看，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要求。《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从根本上划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价值边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需要在长期自我革命伟大实践中持续淬炼的政治品质。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是政党先进性纯洁性最直观的外在体现。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破解执政党建设难题的理论自觉，通过持之以恒的党性淬炼、纪律约束与作风养成，守住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纯洁的政治本色。

从历史逻辑看，这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管党治党宝贵经验的深刻总结。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始终把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革命战争年代，确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筑牢军民团结的作风根基。延安整风运动，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统一。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执政新考验，党中央持续整治官僚主义、特权思想。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反复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持续不断纠治市场经济环境下滋生的不正之风。新时代提出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标志着党的作风治理模式从阶段性集中整治转向制度化长效治理。

从实践逻辑看，这是新时代新征程应对风险挑战的现实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破题，刹住了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顽瘴痼疾，开创了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同时也要清醒看到，作风问题具有极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必须以打好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确保党始终是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核心任务

要牢牢守住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根本立场。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中、落实到行动上，无论作决策还是办事情，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让群众感受到优良作风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让作风建设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要以严的基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央八项规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作风建设的切入口和动员令。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制度抓手，就是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持之以恒保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常态”体现为监督执纪无空档、重要节点无例外、关键岗位无特殊，紧盯“关键少数”以上率下，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长效”体现为始终利剑高悬，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从严查处、通报曝光，持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推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要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纠治“四风”中，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特征突出，整治成效较为显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隐蔽性、顽固性、迷惑性，是政治站位偏差、政绩观错位、宗旨意识弱化的集中体现，是阻碍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深层次作风壁垒。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治，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搞变通、打折扣，片面理解、机械执行等问题，坚决纠治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问题。

系统构建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

深化常态化党性淬炼，筑牢固本培元的思想防线。思想是作风的根源，作风是党性的外化，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根本在于拧紧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必须把党性党风党纪教育融入党内政治生活全过程，构建常态化浸润式教育体系。既要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传承弘扬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又要用好反面典型开展常态化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认清作风失守的巨大危害。持续深化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抵制歪风邪气的思想自觉。

完善全链条日常监督预警，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作风问题的演变具有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的特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关键在于关口前移、防患未然，避免小节失守演变为违纪违法问题。推动监督下沉、监督落地，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日常监督网络，统筹巡视巡察、纪检监察、审计、财会、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类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合力。建立健全作风问题动态研判机制，定期梳理分析本地区本领域作风问题新动向、新变种，紧盯关键岗位、重要节点、权力运行关键环节开展常态化监督提醒。充分运用信息化、大数据手段提升监督精准度，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党员干部及时开展谈话提醒、批评教育，做到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完善基层减负常态化评估机制，持续纠治督查考核过多过频、文山会海等形式主义问题。

推进一体化协同治理，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风腐同查同治。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根同源、互为表里，风是腐的温床，腐是风的质变，必须构建统筹联动、标本兼治的系统治理格局。要健全和落实风腐同查同治工作机制，查办腐败案件同步深挖背后的作风诱因，查处作风问题同步排查隐藏的腐败风险，斩断由风及腐、风腐一体的演化链条。坚持个案治理和系统治理相结合，对查处的典型作风腐败案件，同步推进以案促改、以案促治，透过个案查找行业性、制度性短板，补齐监管漏洞，完善制度规范。推动党性教育固本、作风整治纠偏、纪律惩治震慑三项举措同向发力，既解决当下突出问题，又完善长效监管制度，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治理效能。

坚持正向激励与刚性约束并重，坚持严管厚爱结合、纠树并举。加强作风建设，既要划出纪律红线，也要树立实干导向，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严管是约束，厚爱是激励，二者统一于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目标之中。一方面，必须持续保持严的基调，把作风表现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评优评先、履职评估的重要标尺，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干部严肃问责；另一方面，必须精准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健全容错纠错、澄清正名工作机制，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的干部撑腰鼓劲。坚持纠“四风”和树新风并举，在坚决破除各种歪风陋习的同时，大力弘扬求真务实、担当实干、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通过奖优罚劣、双向发力，树立重实干、重实绩、重担当的鲜明用人导向，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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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郑娟娟

复审：范静

终审：孟璿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国际科技竞争持续向基础前沿前移，基础研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更加凸显。2026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求我们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推进基础研究，必须深化对基础研究的规律性认识。只有充分把握基础研究的内在规律，才能在科研组织、资源配置、评价激励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减少盲目性、增强科学性，为国家战略需求提供持久的源头供给。

一

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研究是驱动基础研究发展的两大动力。前者以科学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为内生驱动，是催生原创性、颠覆性科学突破的重要源泉。后者以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外部牵引，开展定向性体系化的基础研究，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发展动能的关键纽带。二者辩证统一、相互转化。自由探索积累的科学成果为目标导向研究提供知识储备与方法工具，目标导向研究提炼的底层科学问题为自由探索开辟新的研究方向与应用场景。我国量子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正是两大动力协同发力的生动例证。潘建伟团队从量子纠缠等基础问题起步，经长期探索形成积累，进而凝练为国家战略任务，主导研制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使我国跻身世界量子科技前列。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在动力机制上仍存在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研究协同不足、衔接不畅问题。一方面，部分自由探索因缺乏需求牵引和场景锚定而陷入“为研究而研究”的困境，研究方向分散、原创性不足，难以汇聚成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合力。另一方面，目标导向研究在任务分解和项目组织中往往过度强调技术指标和节点交付，对前沿科学自发涌现的新思想、新方向吸纳不够充分，制约了好奇心驱动下“从0到1”原始创新成果的持续涌现，难以实现前沿科学突破与国家战略需求之间的双向赋能、互促共进。

顺应基础研究规律，促进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研究有机结合，需要健全双轮协同的制度体系。在顶层设计层面，统筹国家重大科技战略与前沿科学探索，建立战略目标清单与前沿探索选题双向互通机制，让目标导向研究为自由探索指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价值导向，同时让自由探索的前沿原创性成果为目标导向研究提供源头支撑。在科研管理层面，优化差异化且互通兼容的项目管理机制。针对重大战略导向的基础研究，预留适度弹性探索空间，避免用刚性任务指标束缚原创性探索；面向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充分挖掘其赋能产业升级、科技攻关、民生保障的潜在价值，推动自由探索与定向攻坚协同发力。在资源与评价体系层面，打通两类研究的经费统筹、平台共享、人才互通通道，搭建共享科研平台与人才流动机制。

二

基础研究从问题提出、路径探索到取得实质性突破，往往需要数年、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长周期与高不确定性是基础研究区别于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重要特征。“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赵忠贤院士，半个世纪深耕高温超导，于2008年携团队将超导临界温度提高到50K以上，创造了55K的铁基超导体转变温度的世界纪录；“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屠呦呦自1969年起担负抗疟研究任务，历经数百次筛选、反复实验，翻阅海量中医药古籍，熬过无数失败的探索阶段，最终成功发现和提取青蒿素，为全球抗疟事业带来历史性突破。一项重大理论从提出到公认，从原理创新到孕育颠覆性技术，常需数代科研工作者接续奋斗。因此，评判基础研究的成果与成效，必须符合其长周期、高风险的基本特征，既不能用工业化流水线的标准衡量科研探索进程，也不能以短期功利化的标尺衡量创新活动价值。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管理中仍一定程度上存在短视化倾向，导致形成制约原创性探索、颠覆性研究的机制障碍。现行科研项目多以3—5年为周期，配套实施年度考核、中期评估和结题验收的全过程刚性管控。此类高频率、指标化的考评机制，客观上易使科研人员优先选择周期短、见效快的研究方向，而回避周期长、风险高的“无人区”课题，由此导致基础研究产出中“跟踪式”“增量式”成果较多，而“引领式”“颠覆性”突破不足。此外，科研人员需要持续申报项目、争取经费，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研究方向与团队积累，存在重项目申报而轻学术深耕的倾向，甚至出现研究方向随项目指南频繁调整的短期行为。目前科研实践中对科研失败的界定模糊、包容不足，探索性研究的失败往往被视为科研能力不足，导致科研人员抱持“求稳怕错”心态，倾向于选择风险低、易出成果的热点领域，不利于核心科学问题持续攻坚。

遵循基础研究的过程规律，必须坚持久久为功，从管理理念、评价体系、投入机制等方面全方位发力，构建鼓励潜心钻研的良好科研环境。建立长周期稳定支持制度，优化基础研究经费结构，逐步提高稳定支持经费占比，破除简单量化、频繁考核的管理束缚，让科研人员潜心长期深耕。摒弃工程化、线性化管理思维，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技术路线调整权，精简各类报表、检查、评审活动，切实减轻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立足企业深度参与基础研究、产学研协同攻关的现实场景，健全多方主体利益协调与成果共享机制，明晰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在产学研联合基础研究中的权责边界。压实科研主体责任，健全科研诚信与科技伦理全链条管控机制，完善学术不端惩戒与伦理审查制度。在全社会培育尊重规律、包容失败、尊崇奉献的价值导向，引导科研工作者摒弃浮躁心态，永葆学术初心。

三

现代科学发展趋势表明，学科交叉融合已经成为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路径。随着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向微观、宏观、复杂系统拓展，单一学科的理论、方法与工具已难以解决前沿科学问题和应对重大现实挑战，科学突破的生长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传统学科的边界地带与交叉领域。例如，“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的成功研制，是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等多学科力量协同攻关的结果；人工智能的突破是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学科交叉不是不同学科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知识体系、研究方法、思维范式的深度融合，催生新的学科分支、新的理论框架与新的研究工具，从而突破单一学科的认知局限，打开新的科学领域。面向未来，无论是脑科学、量子信息、合成生物学等前沿科学方向，还是粮食安全、生态保护、生命健康等重大战略需求，都必须依靠多学科交叉的协同攻关才能实现根本性突破。

尽管学科交叉的重要性已形成较为广泛的共识，但当前我国基础研究领域“形交而神不交”的问题仍客观存在。一是传统学科的组织壁垒根深蒂固。我国高校与科研院所普遍按照一级、二级学科设置院系与研究室，资源分配、人才招聘、职称评审、成果认定很大程度上以单一学科为基本单元，跨学科研究难以获得稳定的政策保障与资源支持，交叉研究平台多为松散型、虚拟型组织，缺乏独立的人财物管理权，难以形成实体化的交叉研究力量。二是交叉研究的深度与质量仍然不高。多数交叉合作停留在“拼凑式、拼盘式”的浅层次协作，不同学科人员只是围绕同一项目各自开展研究，缺乏共同的核心科学问题牵引，难以产生真正的原创性重大交叉成果。三是交叉人才培养与评价体系相对滞后。现有高等教育体系仍主要以单一学科培养为主，学生的知识结构局限于本学科范畴，缺乏跨学科的系统训练与思维养成，导致高端交叉人才供给不足；同时交叉成果面临“归属不清、认可度低”的困境，致使科研人员开展交叉研究的内生动力不足。

顺应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规律，必须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构建全方位、深层次的学科交叉融合格局。要破除学科组织壁垒，打造实体化交叉研究平台，围绕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和国家战略需求，设立一批独立建制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坚持以核心科学问题为牵引，凝练一批需要多学科协同攻关的重大交叉科学问题，通过设立交叉研究重大专项，整合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技术资源，开展体系化、建制化攻关。集聚吸纳全球优质科研资源，支持鼓励我国科研人员深度参与国际基础研究合作，在双向开放协作中拓展学科交叉的广度与深度。

四

基础研究内在规律，决定了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必须尊重人才成长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指出：“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培养基础研究人才，关键在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教育搭建知识框架、塑造科学品格；科研提供真实问题场景、完成实战能力训练；人才制度解决激励导向与发展保障问题。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是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的主阵地、主力军。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学总规模突破4800万人，学科积淀深厚、生源储备充裕，具备自主培养一流基础研究人才的有利条件。

对照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对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要求，当前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体系仍存在若干短板弱项。比如，价值塑造深度不足，部分青年师生对基础研究战略价值认知有待深化；人才识别手段相对单一，重分数轻潜质，难以精准发掘真正拥有科学好奇心与思辨探索能力的苗子；培养链条衔接不畅，从基础教育到研究生阶段贯通不够，不少学生到研究生阶段才首次接触真正意义上的科研训练，没有抓住宝贵的学术成长窗口期；稳定支持资源不足，青年人才在生活保障方面仍面临实际困难。

顺应人才培养规律，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以系统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着力构建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新格局。要拓宽人才入口，搭建兼顾学业水平、科学兴趣、创新潜质的多元识别体系，持续做强拔尖计划、强基计划、英才计划，以贯通式培养淬炼科研能力，畅通本科打基础、本研贯通、实战化训练的阶梯式培养路径，推动学生早进课题组、早进实验室、早接触真实科学问题。建立灵活的跨学科组织机制，推动国家级科研平台向青年学生充分开放，发挥科研院所重大科研任务集聚的优势，推进校所联合培养，把科研任务转化为育人资源。以更加开放包容的人才格局拓宽引才聚才用才渠道，汇聚全球高层次智力资源，打通课题、设备、人员流转的制度堵点，推动不同学科师生围绕同一个科学难题协同攻关。基础研究人才的志趣，很多萌芽于中小学阶段。高校要主动对接基础教育，依托实验室开放、科普研学、暑期科研体验、中小学教师培训等载体，向青少年展现基础科学的独特魅力，尽早发掘和保护孩子们对科学的好奇心。高等师范院校更要发挥自身特色优势，赋能基础教育科学教育，培养青少年的科学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基础研究的文化氛围，引导更多优秀青少年愿意选择基础学科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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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孟璿

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两个先锋队”的千钧分量，归根到底是一种使命之重、责任之重，唯有在新时代的淬炼中始终坚守先锋本色，才能将这份千钧重担化作前进动力，在接续奋斗中书写不负人民的新篇章。

以科学理论塑造先锋之魂。以先进理论为指南，是党始终保持先锋队性质的重要保证。105年来，我们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真理旗帜，在伟大实践中不断探索真理、丰富真理、检验真理、践行真理，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历史和实践雄辩证明，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以血肉联系铸就先锋之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只有赢得人民群众信任、获得人民群众支持，才是合格的先锋队战士。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带领中国人民以历史主动精神创造历史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之所以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因为共产党员能够动员、组织群众，为了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离开了人民，先锋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所谓“先锋”也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以自我革命永葆先锋活力。先锋的标准高于一般群众，这意味着先锋必须以更大的勇气自我审视、以更严的标准自我要求。从八七会议、古田会议到遵义会议，从延安整风运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再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先锋队作为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队伍，其先锋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不断的自我革命中形成的。

以实干担当彰显先锋本色。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是检验党员干部先进性、纯洁性的试金石。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在奋斗实践中创造辉煌成就，靠的正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将先锋之志转化为实干之行。革命战争年代，先辈先烈用冲锋在前、勇于牺牲体现先锋；和平建设年代，时代考题变化，党员干部始终用冲在前、干在先的行动体现先锋，在急难险重前、群众需要时挺身而出，扛责在肩、啃硬骨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应当铭记，先锋队不是荣誉称号，而是千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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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郑娟娟

复审：范静

终审：孟璿